中国社会思想史梁启超的社会思想？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同时梁启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

　　新闻言论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新闻史上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有巨大贡献。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创时务文体，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梁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健全舆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宣传艺术：浸润法、煽情法。

　　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全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统二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因的国民才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