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如何体现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它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蕴含着一种放纵原欲、个体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它重视对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蕴含着一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肯定超现实之生命价值的宗教人本意识。理性与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原欲型的希腊、罗马文学和理性型的希伯来文学，因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内涵而成为既对立又互补的异质文化范畴。古希腊、罗马文学体现了原始初民无穷的生命活力；而希伯来文学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现出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追寻，既有人的主体性的萎缩，又有人对自我理解的进步与升华。

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时期，此时，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经过了冲撞与融合之后生成了新文化。因此，人文主义文学对“人”的理解，最深刻和最主要的并不是卜伽丘和拉伯雷“人欲的天然合理”与“尔所欲为”式的原欲放纵，而是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与上帝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君主专制的兴盛是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权反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政治领域的延续。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肯定理性，这里“理性”是“政治”的代名词，也即政治理性。古典主义文学通过对王权的歌颂，表现了对“人间上帝”的崇拜，体现了“人”的观念的世俗化。因此，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上帝，也显得更理性与成熟。

18世纪启蒙文学也强调理性，但它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强调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之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理性（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抑制自我情感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启蒙文学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人的尊严，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这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念总体上属于近代范畴，但已孕育了现代文化基因。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了对人的自由生命的热切向往，“回归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观念与生命意志之寄托。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的个性主义愿望，使西方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充溢着被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带有非理性色彩。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示物化社会的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些“人”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又始终受制于道德理性的规律，灵魂深处蕴积着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

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极端，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出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显示了西方文学在“人”的观念上的新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许多作家又热心于追求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与“上帝”，表现出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又一新趋向。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回归，并不是回到历史的起点，而是走向一个包容了起点的新境界，一个前所未有并将作为起点的终点。西方文学“人”的母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着递进式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