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对诗人以及诗歌的看法？

余秋雨说：对这些诗，我想谈一种感觉。李白、杜甫的诗能裹卷我们，但是李商隐、杜牧的诗却没有这种裹卷力。读他们的诗，我们似乎在偷窥远窗的身影，远窗的身影，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又风姿无限。有的诗句也能让我们产生自身联想，但那只是联想，而不是整体共鸣。

晚唐的诗，不要求共鸣。这一点显然冲破了文艺学里的好几个教条。晚唐的诗，只让我们用惊奇的目光虚虚地看、片断地看、碎碎地看，并由此获得另类审美。这有点儿像欧洲二十世纪美学中那种阻断型、陌生化的审美方式，别具魅力。

产生这种创作风尚的原因，与时代有关。豪迈或哀愁的诗情已被那么多大诗人释放完了，如果再释放，显得重复，也不真切。为什么会不真切？因为整个社会已失去盛唐气象。因此，尽管很多二流诗人还会模仿前辈，而一流诗人则必然转向自我，转向独特，转向那个与社会共同话语脱离的深秘领域。这里，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会共同话语，也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美。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独立的美，反倒纯。

从初唐、盛唐到晚唐的诗歌发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的轮回规程。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再到个人自问——这个模式，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成熟文学的每一个发展段落中。

余秋雨：盛唐不再。这看上去好像是个悲剧，其实对文化来说倒是未必。光耀的时代虽然过去，唐朝还要延续近一百五十年时间。在一片苍凉之中，一种新的诗意出现了。

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别的可以恢复，而文化却不可以用“恢复”一词，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向前延伸。大灾难之前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部门，却不可以拿来衡量灾难后的文化。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种悲剧气氛所裹卷，把这种悲剧气氛表达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支充满人性关怀的笔，把离乱之情、丧乱之景，写得无人能够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会被时间所疏离。在杜甫之后，一个在安史之乱发生十七年后出生的小伙子将首先对这场灾难进行更宏观的美学挖掘，那就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

大受民众欢迎。在传世的唐诗名句中，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我本人并不太喜欢白居易的诗，在他的两篇著名叙事诗中，比较喜欢的是《琵琶行》。但是，不能不承认，白居易用《长恨歌》，把唐代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节化的情感审美之途。这是历史终于用文学方式告别灾难的一个信号。

相比之下，格调更高的是与白居易同年出生的刘禹锡。他的怀古诗写得最好，可谓空前绝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庞大的主题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沧桑之慨、兴亡之叹。这个主题，刘禹锡完成得特别成功。请读《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还有《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文人那么喜欢抒发沧桑之慨、兴亡之叹，与中国历史的连贯性有关。看来一切都变了，但是，能说“变”，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坐标。如果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巨变，传统语文不复存在，社稷家国无从参照，那么，连感叹的可能也没有了。因此，咏史而叹，其实是一种奢侈。

终于，我们要跳过很多诗人，直接到达晚唐，去面对李商隐了。我对晚唐诗歌有一种偏好，乍一看离开了国计民生的大课题，离开了风云变化的大空间，只是凉凉地、幽幽地、涩涩地吐露着个人的内心，却非常契合文学深层的那个角落。我相信，当代年轻人也会有这种感应。因此，我希望听听你们对晚唐的看法。当然，也可以倒溯到那位李贺。

王牧笛：宗白华先生评价晋人之美时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我觉得后半句特别符合这种晚唐余风。那种情感匪夷所思，很隐晦，像是一种独语。你在看它的时候，觉得能体会那种情感，但又说不出来，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了。

刘璇：对，比如李商隐的多首《无题》，就让我们在半懂不懂中玩味不尽。我背诵两首吧：“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些诗对感情的摹写，只有用心地体会，心有灵犀，才能契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