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工作态度 > 正文内容

刘勰对魏晋时代的诗风和代表作的评论?

2024-05-15 14:36:51工作态度1

(一)刘勰重视文学的革新与通变,肯定魏晋赋家的创新与开拓性的成就。

  “魏晋赋首”大多是在魏晋赋的体制发展、演变,题材的开拓,思辨内涵的揭示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创造出优秀篇章者。王粲是建安文坛上第一位大量写作抒情小赋的作家,他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赋体文学从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转型的特点,是建安新赋风的积极开创者。左思《三都赋》、潘岳《藉田赋》《西征赋》是魏晋赋坛上少有的京都、典礼大赋和纪行长篇,因此颇令人注目。刘勰在《才略》篇称左思“尽锐于三都”,潘岳“钟美于西京”,与《诠赋》评价态度是一致的。

陆机《文赋》用赋的形式表达文学批评观点,反映了魏晋人对辞赋题材的积极开拓和对赋体创作的大胆实践。成公绥《啸赋》乃是魏晋新的音乐题材作品。啸,非丝非竹,而是“肉”,却能表现出丝竹难以企及的妙音,实为别具一格之音乐。其《天地赋》题材崭新,意象宏博广大,意含颂美,也是西晋赋坛的佳作。

郭璞《江赋》是第一篇以浩瀚奔腾的长江为对象的作品,是东晋江海赋的奇构。袁宏《东征》《北征》二赋,当时影响极大,时人称誉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2](《袁宏传》) 由此可见,刘勰推举的“魏晋赋首”乃各擅胜场,在魏晋赋坛上都具有开创之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1] 

正是从通变的角度、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文学,他论诗、骚、赋、论等各体文学,均能揭示出文体发展之特征,给予各个时代的创作以准确的概括和把握。“酌于新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就是刘勰的通变观。这种通变观在魏晋赋首的标举评价中同样有明显表现。

    (二)刘勰对魏晋赋首创作的推崇,尤重宏大题材和体制,追求赋的宏丽美。

    刘勰所推崇的魏晋赋首的作品,从题材上看有汉赋传统题材:都邑、藉田、纪行、音乐;有新题材:江海、登览、论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题材宏大广博,或物象宏大,如都邑、江海;或场景宏大,如藉田、典礼;或活动空间广阔,时间悠远,如纪行、登览;或思维空间阔大,驰骋想象自由,如音乐、文论。

由于题材的宏大广博加以铺叙手法的运用,这些作品多体制规模庞大,表现出对汉大赋的继承。

魏晋时期乃是赋体文学从散体大赋繁荣时期走向抒情小赋发展的新阶段,虽仍出现一批体物大赋和长篇抒情赋,且颇引时人的注目,但它们毕竟不是魏晋赋的主流,而不过是两汉大赋的余绪。最能体现魏晋赋坛创作风貌的是那些形式多样,情感内容丰富,体制短小活泼的咏物抒情小赋。然而,刘勰在标举魏晋赋首之名篇佳作及创作特长时,却专注于大题材和巨制长篇上。

事实上,魏晋名赋家们大多在抒情小赋的创作上取得了远比他们的长篇大赋更为突出的成就。王粲、曹植、阮籍、向秀、陆机、陆云、潘岳、成公绥、张协等都是抒情小赋名家,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大推动了赋体文学的发展,在大赋衰落之时,魏晋赋家们以振起一代新赋风为己任,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发的抒情小赋繁荣的局面。

但刘勰对魏晋赋坛、赋家抒情小赋的突出成就却少予关注。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刘勰持以大赋为正宗的观点,对大赋从题材到体制情有独钟。刘勰推崇徐干,或者可以从这点上得到解释。

在建安赋坛上,无论从题材的开拓、内容的创新、名篇佳作的特出诸角度看,徐干均难有“赋首”之高誉。旁人勿论,曹植的成就即远高出徐干,为什么刘勰推崇徐干而不是曹植?或阮籍?或向秀?或者可以这么说,徐干曾作《齐都赋》,颇有齐地舒缓纡徐之风,刘勰出于对传统都邑题材的重视和以大赋为宗的观点,因此推举徐干。

    (三)刘勰对魏晋赋首作品的推举,瞩目于作品的政教讽谕,表现了重讽谕的赋学观。

    《诠赋》中明确表达了刘勰对赋讽谏内容的强调,曰:“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反对徒有华美的形式而缺乏讽谕意义的作品。《诠赋》中所推举的魏晋赋首各家作品都具有大题材大体制且富有讽谕性和经世致用的特点。

请看,《三都赋》赞美魏国之贤君依先王制度,以仁义礼乐治国,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朝君主的颂扬和希望。此赋迎合了期盼中兴的西晋士人的心理,故产生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藉田赋》歌颂晋武帝行藉田礼,劝稼穑、重农事,勤政爱民。

《西征赋》写作者赴任长安令时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积德延祚,莫二其一”的治国思想和忠于职守,取信于民的为官从政之道。郭璞《江赋》描写长江宏博富赡、多姿多彩的状貌,表现了对江南美丽富饶的赞美和热爱。

《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 [3](卷十二) 其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袁宏《东征赋》《北征赋》咏史鉴今,赞颂江南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为东晋立国江东树立信心,表达了对东晋王朝的拥戴,立意与《江赋》同。

王粲虽失意伤世而功业之志未泯,其《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成公绥《啸赋》,仍不离“独善兼济之志”。十分清楚,刘勰对魏晋赋的举荐,讽谕内容是重要的一个条件。

    可见,从“通变”精神出发,刘勰对魏晋赋家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辞赋成果虽然加以肯定,但他更多推崇和关注的是巨制鸿篇且具有讽谕意义的大赋作品,这种批评上的偏颇,乃源于刘勰一以贯之的“尚宏丽”、“重讽谕”赋学观的缺失。 

本网站文章仅供交流学习 ,不作为商用, 版权归属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本文链接:http://www.wabaowang.com/gztd/4006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