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唐晓芙的率真天真，表现在哪里。

一、《围城》唐晓芙的率真天真，表现在哪里。

唐晓芙纯真可爱，是钱钟书在《围城》这本书中唯一不带讽刺语气去描写的人物，作者对她的形象美精雕细刻，从身材、脸形、酒窝、脸色、眼睛、牙齿、头发、眉毛、口，到表情，一一细细写来，好象一架电影摄影机对着唐小姐外形的各个部分作特写式的拍摄，极其细腻、具体，但又丝毫不觉得冗长、烦琐、平板。不妨仔细看看钱钟书在《围城》中是怎样描述的：

    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晓芙。”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谗，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没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方鸿渐立刻想在她心上造个好印象。……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脸部肌肉柔软操，仿佛有教练在喊口令：“一！”忽然满脸堆笑，“二！”忽然不知去向，只余个空脸，像电影开映前的布幕。

从这一段肖像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借助了大量新奇、丰富、巧妙、贴切的比喻，从正面、侧面对唐小姐的肖像进行描写，并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突出人物肖像的主要特征，获得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假使我们从中删去比喻成分，那么唐小姐的形象就会失去粗略，空洞，了无生气。

像唐晓芙这样的人，她的语言应有异于鲍小姐、苏小姐，作者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也令笔者佩服。请看下面三例对话：

（1）方鸿渐向她要住址，看她写了电话号数，便说：“决不跟你通电话。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过电话算接触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留着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么？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

（2）曹元朗一听完方鸿渐说：“苏小姐那本《十八家白话诗人》再版的时候，准会添进你算十九家了。”就道：“那决不会，我跟他们太不同了，合不起来。昨天苏小姐就对我说，她为了得学位写这本书，其实她并不瞧得起那些人的诗。……她序上明明引着jules  tellierd 的比喻，说有个生脱*发病的人去理发，那剃头的对他说不用剪发，等不了几天，头发压根儿全掉光了；大部分现代文学也同样的不值批评。这比喻还算俏皮。”唐小姐机灵的说道：“表姐书里讲的是十八根脱下的头发，将来曹先生就像一毛不拔的守财奴那根毛。”

    从以上唐小姐说话时所用的比喻，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唐小姐还是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开朗、性格直率的人，绝非庸俗肤浅的泛泛之辈。

    同样，对唐晓芙的心理活动，作者也运用了比喻，带领读者闯进人物心灵的殿堂，洞幽烛微。如“女佣人来告诉道：‘方先生怪得很，站在马路那一面，雨里淋着。’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他漠无反应的身体。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佣人请他回来。”再如：她想“把方鸿渐忘了就算了。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钳去了，牙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迸碎。”这两处比喻就将唐晓芙因误信表姐苏文纨的话与方鸿渐决裂后心里仍深爱着他的情感追魂摄魄地展现出来，十分逼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隐约暗示了她单纯、质朴的性格。

二、杨钰莹是谁啊，详细介绍一下

杨钰莹，女，生于1971年5月11日，江西南昌人，未婚，著名女歌手。1990年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以爱情题材歌曲为主，出版有多部专辑。杨钰莹外表清纯，声音甜美，深受歌迷喜爱，在1990年代初期曾红极一时，有“歌坛玉女”之称，至1997年逐渐淡出歌坛

   夺

三、杨绛为什么称她女儿为“平生唯一杰作”

杨绛先生称钱瑗为她“平生唯一杰作”。

在探讨女儿个性时，钱钟书先生说她：“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不相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因为种种原因，杨先生常痛惜“钱瑗这‘可造之材’未能成材，‘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可又说“这只是出于父母心，不是智慧心。”

四、我们仨 读书笔记 主要内容 人物形象 感受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4]

1994 年夏、1995 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女士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女士，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女士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女士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3]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女士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 年10 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 年2 月26 日，她去世的前6 天。